贝多广：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的意义

　　导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明显的短板在三农，支持乡村振兴，正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大展身手的良机

　　作者｜贝多广　胡煦「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研究部执行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15期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报告《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与前景——从边缘到主流》把ESG投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金融等新兴理念统称为社会责任投资。报告认为，社会责任投资可以为我国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提供金融支持，符合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但从发展现状来看社会责任投资在我国仍然处于边缘状态。从边缘走向主流，报告认为政府应当发挥引导催化作用，让社会责任投资成为主旋律，成为国家战略，成为主流金融机构的主流业务；在国家战略引导、国有企业引领和主流金融机构推动的合力之下，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凝心聚力，形成专业持久的发展势头。

　　在报告发布后的一年里，社会责任投资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双碳”战略“1+N”政策体系正式落地，为社会责任投资服务“双碳”目标指明了方向；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为金融资源流向碳减排重点领域提供了政策激励；2022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宣布成立社会责任局，负责中央企业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和社会责任体系构建等重点工作，并指导推动企业践行ESG理念；2022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提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防范ESG风险，提升自身ESG表现。政府及监管部门加快行动步伐的同时，金融机构也在积极探索。签署加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的国内成员机构已经超过100家；截至2022年3月，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18万亿元，境内绿色债券余额约1.3万亿元。

　　可见，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氛围日渐浓厚。下一步，需要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将投资实践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让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最为薄弱的领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明显的短板在三农，不论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农村地区欠账较多、问题突出。支持乡村振兴，正是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大展身手的良机。

　　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的意义

　　首先，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是金融助力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重要体现。构建一个包容、平等的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在地球可以承载的范围内追求物质繁荣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发展观念。对于中国而言，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第一，构建包容社会需要缩小城乡差距，这不仅是指收入差距，还包括教育、卫生、人居环境、就业质量等方方面面的差距。第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提高农民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这不仅包括气候变化引起的物理风险，还包括经济结构低碳转型对农民、农民工群体造成的转型风险。第三，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改变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因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了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因为农业用水效率不高加剧了部分地区水资源稀缺问题，因为过度垦殖和放牧破坏了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可见，投资乡村是支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其次，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可以填补地方主体资金缺口。县级政府、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扎根乡村的私营部门，这三类地方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角，它们的作用不可替代。一方面，它们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于地方上有哪些优势、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产业，比较清楚；另一方面，它们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受益者，具有潜在动力，有必要激发它们的活力。但地方主体又普遍面临融资困境，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影响乡村公共品的水平和质量；农村中小银行资本金不足，限制了其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市场主体提供信贷支持的能力；乡村的能人志士和企业家是内生动力，融资问题制约了他们的发展空间。社会责任投资追求财务回报、社会环境效益双重目标，因此更有意愿参与乡村发展。填补地方主体资金缺口，社会责任投资大有可为。

　　再次，社会责任投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投资。振兴乡村，发展产业，需要更有耐心、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支持。而社会责任投资关注长远，愿意融入乡村社会、与当地居民和谐共赢，是乡村振兴需要的投资。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仅需要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兼顾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这与社会责任投资理念高度契合。社会责任投资不会因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不会在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时，损害小农户的利益；不会利用股东权利，把农村中小银行当成“提款机”。特别是在当前的市场条件、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下，乡村建设需要负责任的投资资本。当前，乡村生态产品仍然存在“价格扭曲”，生态调节服务的市场价格远低于实际价值。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如果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忽略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服务，会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现阶段，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绝大多数都是家庭经营的小农户，占农业经营户的98%，经营耕地面积10亩以下的农户就有2亿多。这部分农户可能因为需要照顾老人、小孩或者由于疾病无法外出务工，耕种自家承包的土地可能是他们的主要生计来源。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需顾及这部分农户的利益。

　　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的途径

　　乡村振兴涉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提高农民收入、发展乡村产业，还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的发展，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振兴，还包括文化、治理方面的兴盛。综合来看，乡村振兴至少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推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等手段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依托地方特色和禀赋条件，分类发展县域乡村产业；三是通过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资助制度等手段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四是推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可以通过下面几个途径。

　　第一，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机构可以认购地方政府债、参与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项目。因为看重社会效益，投资者可能愿意为PPP项目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节省融资成本。比如，欧盟旗下政策性银行EIB（European Investment Bank）为意大利的一个公立医院PPP项目提供了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节省下来的融资成本全部用于设立“社会影响力投资工具”，为当地社会项目提供融资，并聘请第三方机构监测投资产生的社会效益。

　　第二，在支持乡村产业发展方面，投资机构可以参与地方财政牵头设立的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因为关注小农户的利益，社会责任投资可让产业发展惠及广大小农户。比如，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Yield Uganda Investment Fund），在向乌干达一家豆制品加工厂注资时，要求加工厂建立常规采购机制，让提供原材料的小农户一同受益。同时，通过构建反映小农户福祉的指标体系、开展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和设置“实验组”“对照组”的方式，评估这笔投资对提供原材料的小农户产生的影响。

　　第三，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考虑引入“为效果付费”机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资金投入主要来自财政。但是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财力显著不足。据测算，如果把相对落后地区县域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到全国县域平均水平，县及以下财政支出合计每年需要增加1.67万亿元。如果新增支出全部由各省自行负担，有些地区的压力是巨大的。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有必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考虑引入“为效果付费”（pay-for-outcomes）机制。比如，在我国西北农村地区开展的一项随机控制实验显示，引入绩效奖励和增加膳食补助标准都可以有效减少贫血症状学生数量，但绩效奖励的方式更加节省成本。“为效果付费”工具还可以引入金融机构，为项目运营提供资金支持，待项目验收有了效果再付钱。比如，在印度农村地区实施的Educate Girls Impact Bond影响力债券项目，UBS Optimus Foundation为该项目提供了运营资金，并在项目验收后收回了本金和利息回报。

　　第四，在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投资机构可以帮助农村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借助农村中小银行的网点、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和服务小客户的特长，间接触达乡村。在美国，支持乡村发展的一个渠道是投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CDFI）。CDFI专注于服务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低收入人群，并在实践中找到了管理特定客群信贷风险的办法。大型金融机构通过投资CDFI触达原本不能服务的长尾客群。1995年，美国对“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作出了调整，全国性金融机构投资CDFI可以算成它们为支持社区发展作出的贡献。这样在监管层面为大型金融机构投资CDFI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不同规模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批发—零售”格局奠定了基础。大型金融机构发挥融资和资金成本方面的优势，将资金批发给扎根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小型机构作为资金的零售商发挥管理层级少、决策灵活等优势，触达低收入社区的小客户。比如，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目前投资了250家CDFI。与此同时，评级机构、数据公司相继涌现，帮助投资者了解CDFI的财务表现和社会绩效。

　　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多年，深感我国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乡村建设，都需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商业模式、运营模式可持续的答案。乡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三农产业短时间内盈利能力差，投资乡村仅凭满腔热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长期投资的耐性，更需要有行之有效的机制，避免“使命漂移”，确保社会责任投资支持乡村振兴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

　　利用客观的数据和方法来评估投资的社会环境效益，开展影响力度量和管理（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是避免“使命漂移”的有效机制。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GIIN）在2019年开展的一项调研发现，在受访的全球276家影响力投资机构中，有86%认为开展影响力度量和管理对了解投资产生的社会环境效益是否能够达到既定目标非常重要。大多数影响力投资机构会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其在社会环境效益方面的表现。大家开始认识到，为提升这些报告的可靠性，引入独立第三方，提升审计和验证影响力绩效（Impact Performance）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在2019年提出的影响力管理原则（Operating Principles for Impact Management）为投资者开展影响力度量和管理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包括9项原则，贯穿投资全生命周期。其中，最后一项原则建议投资者定期披露其影响力管理实践是否符合IFC原则，并交由独立第三方机构验证。投资管理机构LeapFrog Investments成为第一个遵照IFC原则披露影响力绩效独立审计结果的投资机构。

　　投资机构开展影响力度量和管理，就要求地方政府、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乡村私营部门这些融资主体也进行影响力度量与管理。如果这些融资主体不能提供真实、可靠和可验证的社会环境效益表现数据，可能会将一些负责任的投资机构拒之于门外。目前，地方政府债、PPP项目社会环境效益分析仍以定性描述为主，信息披露显著不足，难以确定项目会对哪些群体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影响又有多大。如果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开展影响力度量，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小农户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受益多少。财政资金考核如果不能度量资金运用“产生了什么效果”，就难以引入“为效果付费”机制。在投资农村中小银行的时候，投资者也希望了解这些机构在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可得性、质量方面的表现。可见，推动使用影响力度量和管理，有利于释放社会责任投资潜能，全面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