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点：加强银行相关风险研判处置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H.Dybvig），以表彰他们在银行中介和金融危机理论相关研究的突出贡献。这既反映了相关研究的重大意义，也展示了这些研究的时代价值。

　　彰显了银行中介和金融危机研究的时代价值

　　伯南克以研究“大萧条”而闻名，特别是其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模型早已成为学术界的经典理论范式，该模型详细阐释了金融因素在危机传导中的作用。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是从广义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银行挤兑模型，系统分析了银行业的内生脆弱性，强调了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3位获奖者的成果使得学术界在经济学研究中更加关注金融因素，尤其是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金融系统运行以及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

　　3位获奖人的研究成果已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理论，为理解和研究金融系统运行机制、金融危机起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工具。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低迷、滞涨风险加剧、流动性条件转换等因素的叠加冲击，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明显提升，立足于3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思考如何更好应对和防范金融风险在当前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揭示了银行中介与经济危机关联的内在机理

　　一是银行危机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在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的基础上，伯南克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从美国开始并蔓延至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伯南克将研究的焦点从货币供给量转向信贷中介部门，揭示了金融市场的崩溃会通过信贷渠道加深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也是“大萧条”为何影响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的重要原因。这也逐步开始引导经济学研究更多考虑金融因素的影响。

　　二是银行的内生脆弱性会放大经济冲击。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甚至经济体系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商业银行通过提供信用的方式创造货币，并且其是能够创造货币的唯一主体。虽然贷款需求和货币需求具有高度相关性，但货币需求者和借款者在空间、时间上的错位会导致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存在天然的不匹配，因此会导致部分主体存在过度负债现象，这也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此外，银行的运作模式遵循部分准备金制度，即银行是以少量的准备金支持着数倍于准备金规模的资产扩张业务，一旦民众由于恐慌而大量提现，即出现“挤兑”，极易导致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继而破产倒闭。特别地，在恐慌蔓延时期，一些经营稳健的银行也可能会受到波及，即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即便是银行体系出现了危机，也并非所有银行均出现了问题，这是由于银行体系的内生脆弱性所决定的。

　　三是流动性支持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银行固有的运行特征和可能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需要中央银行在其出现风险时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即在危机时期为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帮助其渡过难关。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也成为阻止危机负面效应持续扩散的重要手段。而美联储未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也被许多研究成果认为是导致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强对银行相关风险研判与处置，维护金融稳定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物价水平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仍然较多，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环境更趋严峻复杂，潜在金融风险挑战仍存，3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对当前仍具有较大的警示意义。因此，新时期加强风险研判、做好应对，是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贡献。

　　一是提升银行特别是系统性重要银行抵御风险能力。考虑到商业银行，特别是系统性重要银行在维持金融稳定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要通过设定资本附加和资本缓冲等方式，强化资本监管要求，增加资本储备，不断提升吸收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业务复杂性、简化内部结构、剥离高风险业务等方式降低风险出现交叉传染的可能性。

　　二是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预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严格限定央行资金的使用条件，明确“最后贷款人”只能作为金融体系出现危机时的特殊救助手段，用以控制金融风险蔓延。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好对银行体系的日常监管，避免其出现过度的风险承担，以便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金融风险底线。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实际，积极推进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设立和运行，采取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程序化方式处置金融问题机构，实现前瞻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筑牢重大金融风险“防火墙”，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